1949年以后，常见贬林语堂的文字。其中一条是他在30年代提倡幽默和“闲适笔调”，并编辑出版了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杂志。至于他是如何提倡的，都说了些什么，不得而知。因为作为一般读者，看不到他本人的著述。近些年，才接触到林氏的一些著作，也有机会翻阅《论语》等杂志，这才使人大开眼界，有了自己进行一点思考的天地。
《人间世》1934年第14期有林语堂《关于本刊》的编者短语。认为当时的文章“轻者过轻”，“重者过重”，“有味便无益”，“有益便无味”。因而提倡“娓语笔调，亦曰个人笔调，闲适笔调”。以使之“开卷有益”、“掩卷有味”。又在《人间世》1935年第22期《小品文之遗绪》文中说：“吾尝曰《人间世》提倡小品，不能兴感，亦不能亡国，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，最多亦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。”
平心而论，30年代中期的十里洋场上海，是个大千世界，也是个极多元的世界。文艺之事固需紧锣响鼓，但也需幽扬笛声。林语堂提倡一种笔调，并创办一个刊物，是很正常的事。可是连鲁迅都容忍不得，先是劝告，林氏不予接受，便公开批评。如果说，鲁迅的批评，本属学术的自由争论范围；那么，他这种批评，在此后的几十年间，更发展到被当成绝对正确的历史结论，这就与学术自由争论不沾边了。其在广大群众中影响之广，深入人心之深，我们这一代人是最有切身体感的。
平心而论，即使站在左翼文艺阵营的立场说，在当时自己阵营本属极少数派，理应联合更广大的文艺家，团结更多的友朋，以对付自己的真正政敌。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。实际上，不被左翼人士所容的《人间世》亦不为国民党当局所容。曹聚仁在《检查老爷之刀》一文中记述：“那时的《人间世》算是最小心谨慎的刊物，尚且血肉淋淋”，说该刊合订本“总有四五百处被剪掉的”。
林语堂提倡“闲适笔调”，但也并非无聊地瞎扯。翻阅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、《论语》，薄薄的刊物，内容丰富多采，文化品位较高。诸多学者名家如刘半农、周作人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老舍、刘大杰、丰子恺、李金发、朱湘、废名等常有学术研究和文史知识文章发表。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就首次在《论语》上连载。这几个刊物，对文化名人的纪念和介绍有声有色。如纪念刘半农、废名、朱湘；介绍林琴南、张伯苓、辜鸿铭、齐白石、郁达夫等等，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。有些文章，至今仍属“独家新闻”。例如，许钦文的《陶元庆及其绘画》，是迄今唯一一篇介绍陶氏的长文章。对陶元庆，我们只从鲁迅著述中偶见提及，但美术界至今所知甚少，许文成为珍贵的史料了。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这些刊物对国计民生和世界政治也常有关注。例如1935年第23期的《军火商的秘密》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军火商的关系；又如1935年第20期的《铁路员工舞弊之一斑》系统地揭露了铁路系统的腐败，是一篇有分量的社会调查；还应提到的是，当年李大钊被害，中国共产党委托刘半农写了碑文，当时因政治迫害，墓志无法公开，只能深埋墓内。1935年第9期《人间世》借悼念刘半农之机，首次将碑文公之于世。这种正义之举，岂能抹杀？其他如陈独秀被捕，林语堂也曾亲自撰文对当局进行讽刺。
我不是文学史的研究者，只能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发表一点读后感。而这读后感，却是过去所无法“读”也无法“感”的，因为我只能读到非议林语堂的一面之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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